2023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其中提出学科专业是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支柱，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学科专业结构和质量直接影响高校立德树人的成效、直接影响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1]。面向优化未来人才结构、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专业结构优化调整不仅要符合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还要受到外部市场、政府等生态系统的束缚和刺激，面对政府、市场、高校三者间复杂的耦合关系，如何找到科学的原则遵循，制定合理的举措方案，成为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大挑战。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开展大量研究，在理论基础、政策依据、现实挑战与实践探索等方面积累了丰富成果，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单独分析政府对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或市场对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作用机理[7]，鲜有综合分析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并结合中国特有的政府集权程度、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研究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路径探索。鉴于此，本研究以政府、市场、高校三者间的耦合关系为视角进行分析，提出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原则，并结合实践案例给出指导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实践便具有更为迫切的实际需要。

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逻辑架构

顿伯·克拉克在其《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一书中提出的“三角协调”理论认为，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权利斗争过程，政府、市场、高校在变革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者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推进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变革[8]。“三角协调”理论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视角，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克拉克的三角协调理论主要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治理经验，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政府发挥着更为主导的作用，高校和市场对政府都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因此，本研究在借鉴该理论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强调在政府主导下的三方协调关系，即政府作为主导力量统筹协调市场和高校，而市场和高校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各自作用。基于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特点与既有研究，本文将三方核心要素界定为：以集权程度为核心的政府（体现政府在教育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和权力配置方式）、以产业结构为核心的市场（反映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根本要求）和以专业结构为核心的高校（代表教育供给侧的核心载体）[2,9,10]。以集权程度为核心的政府、以产业结构为核心的市场和以专业结构为核心的高校三者间的耦合关系在本质上决定了专业结构调整的内在逻辑。

图1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逻辑

以产业结构为核心的市场与专业结构为核心的高校间的耦合关系

市场的产业结构是指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间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配置状况及制约方式[11]。高校的专业结构是指专业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学科为组织基础、以社会需求为形成内因的专业，在高校内形成的系统结构，包括层次结构、科类结构、布局结构等。市场的产业结构与高校的专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关系体现为一种“需求-供给”的深层次互动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包括静态的结构匹配，更包括动态的相互适应和共同演进过程。

产业结构与专业结构的耦合关系本质上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外在表现

经济发展是高校教育的物质基础，产业结构演进是专业结构变革的决定性动因。这种决定性作用通过多重传导机制实现：一是资源配置机制，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社会资源在不同领域的配置，进而影响教育资源的投入方向；二是需求引导机制，新兴产业的发展催生新的人才需求，倒逼专业结构调整；三是技术推动机制，产业技术进步要求人才知识结构升级，推动专业内涵更新。

伴随经济发展逐渐进行的产业结构演进作为高校教育系统的外部核心因素推动了专业结构的变革。一方面，从高校教育系统的发展历程来看，自高校走出“象牙塔”起，其职责在社会的历史变革中发生了重大变迁，但无论是中早期的“研究与教学相统一”，还是康奈尔计划、威斯康星思想兴起后的向社会服务职能的转变，其各时期的变迁过程都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业结构与专业结构的耦合关系则是其联系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从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变过程，还是第三产业的逐渐兴起，在市场产业结构发生显著演进时，高校专业结构都随之发成了重大变革，如文艺复兴期的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电力工程、通讯工程等专业的蓬勃发展等。

产业结构与专业结构的耦合关系是以人力资源供需的形式缔结的

产业结构与专业结构的耦合关系通过人力资源供需形成闭环反馈机制。这一机制包含三个层面：信息传递层面，市场人才需求信息通过就业市场、薪酬水平、行业发展趋势等渠道传递给高校；结构调整层面，高校根据需求信息调整专业设置、培养规模和培养质量；效果反馈层面，培养的人才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其适应性和贡献度反过来影响产业发展和新的人才需求。

作为人力资源供给侧的高校教育系统，其专业结构直接决定了人力资源供给的结构和质量。当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有明显脱节时，高校教育系统所供给的人力资源将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进而引发“结构性失业”。这种结构性失业不仅是简单的供需不匹配，更反映了教育与经济系统间耦合关系的失调，其调节需要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等系统性措施实现。

市场作为人力资源的需求方，其产业结构演进从本质上决定了高校专业结构变革，这种决定性是以人力资源的需求进行缔结的。因此，高校专业结构的优劣与否评价标准应以能否培养符合市场产业结构需求的人力资源为基准，充分发挥市场产业结构在专业结构布局调整中的决定性作用。

产业结构与专业结构的耦合关系表现为显著的滞后性

产业结构与专业结构间的滞后性体现为“时间差”和“适应差”两个维度。时间差是指产业需求变化到专业结构调整完成之间的客观时间间隔；适应差是指新培养的人才与实际产业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差异。这种滞后性的存在要求在专业结构调整中必须具备前瞻性和预测性。

产业结构与专业结构间滞后性的根本原因是由其耦合关系的本质所决定的。在宏观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其外在表现为产业结构的演进决定专业结构的变革。由于这种变化拥有显著的先后顺序，因此在其外在表现上具有显著的滞后性。

产业结构与专业结构间滞后性的直接原因是由人力资源的供需机制所造成的。一方面，产业结构演进对人力资源需求的变化，进而引起专业结构的变革，这一过程在客观上需要一定时间，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响应时间、专业的调整时间、教资的配置时间等；另一方面，高校教育培养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从专业结构调整后，到相应的人力资源输入到市场，需要较长的培养时间。这种人力资源的供需机制，在客观上直接造成了产业结构与专业结构间耦合关系的滞后性。

以专业结构为核心的高校与集权程度为核心的政府间的耦合关系

政府与高校间的耦合关系体现为“权力-责任”的制度化互动机制。这种机制通过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监督评价等途径实现，既体现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也保障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形成了既有统一性又有灵活性的治理格局。

政府集权程度通过政策工具直接影响高校专业结构变革

行政管理有多种手段工具，但政策工具是最直接的管理手段，政策工具的内容反映了政府对管理领域的集权程度。面对高校教育系统，政府在不同时期，不同客观环境，下发过系列指导专业结构变革的政策。对其进行分析，可以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集权程度的强制性政策，核心代表为“专业目录”政策[6]。《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明确规范了高校专业划分、名称及所属门类，是设置和调整专业、实施人才培养、安排招生、授予学位、指导就业，进行教育统计和人才需求预测等工作的重要依据。另一类是分权的引导性政策，例如《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中明确指出，高校、高校主管部门和教育部设立相应的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织，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学校办学定位、办学条件等，对本校设置和调整的专业进行审议[12]。不同集权程度的政策在指导高校专业结构变革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集权性政策更容易从整体系统的角度谋划专业结构的布局，但面临着高校建设“千篇一律”、“管则死”的风险，分权性政策增加了专业结构改革的活力，但同样有“放则乱”的风险，因此科学使用政策，合理设置政府集权程度，发挥政府的关键作用，对高校专业结构变革有重大意义。

政府集权程度通过影响高校自治间接影响高校专业结构变革

政府集权程度与高校自治权之间存在动态平衡机制。这种平衡不是静态的权力分配，而是根据发展阶段、改革需要和外部环境变化而调整的动态过程。在专业结构调整中，这种平衡体现为政府宏观调控与高校微观自主的有机统一。

具体表现为政府集权程度通过教育资源分配、监督评价等多种方式影响高校自治进而影响专业结构变革。政府集权与高校自治权本来就是博弈的双方，两者处在此消彼长的状态，同时高校教育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体，政府不仅在行政上可以直接介入管理，还可以通过教育资源分配、监督评价等多种方式进行干预。但管理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政府应向高校教育系统服务，政府集权程度应向高校专业结构服务，如何在新的环境变化下找到政府集权与高校自治的平衡点，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关键作用，是高校产业结构变革顺利与否的关键。

以集权程度为核心的政府与产业结构为核心的市场间的耦合关系

政府与市场间的耦合关系体现为“调控-响应”的协同机制。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教育政策等手段引导市场发展方向，市场通过需求反馈、发展态势等信息影响政府决策。在专业结构调整中，这种协同机制确保了教育供给与经济需求的基本匹配。

产业结构与集权程度间的耦合关系本质也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外在表现

从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市场产业结构决定政府集权程度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外在表现。这种耦合关系在专业结构调整中表现为“经济逻辑”与“行政逻辑”的融合。经济逻辑要求专业设置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发展需要；行政逻辑强调专业调整符合国家战略和政策导向。两种逻辑的有效融合是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成功的关键。

高校专业结构视角下集权程度与产业结构间的耦合关系

在高校专业结构调整中，政府集权程度与产业结构的耦合表现为“规划引领”与“需求导向”的双重驱动。规划引领体现政府的战略性和前瞻性，需求导向体现市场的现实性和动态性。二者的有效结合形成了专业结构调整的“双轮驱动”机制。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其专业结构的动态演变直接映射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与需求变化，在演变过程中，政府的集权程度也随之变化，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的集权程度也深刻影响着市场产业结构的演进路径。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提供公共服务、营造市场环境等方式，引导和支持特定产业的发展，同时市场产业结构的演进通过劳动力市场传导至高校教育系统，进而决定了专业结构的变革。

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原则遵循

基于上述三方耦合关系的深入分析，本研究提出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应遵循的三项核心原则，这些原则既体现了三方各自的作用特点，又体现了三方协调互动的内在要求。

统筹规划、超前布局，下好专业结构优化先手棋

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是推动高校教育质量提升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要以系统性、战略性的眼光进行谋划布局，统筹兼顾国家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未来科技创新趋势，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这一原则直接回应了政府集权程度与高校专业结构的耦合关系，强调政府在专业结构调整中的统筹协调作用。

一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战略导向，科学编制高校人才培养及专业结构调整中长期发展规划，充分发挥政府在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中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要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角色，做好引导性政策工具使用，保障高校在专业结构变革过程中的自主性，充分发挥高校在专业结构优化调整中的主体作用。同时，由于专业结构变革过程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因此在进行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时应充分考虑未来的新需求、新趋势，结合国家及地方的产业结构规划战略，超前布局，下好专业结构优化的“先手棋”。

需求导向、产教融合，打造特色专业集群新高地

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这一原则直接体现了产业结构与专业结构的耦合关系，强调市场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方面，要充分重视产业结构演进与专业结构变革间的耦合关系，做好产业结构的规划与引导，以产业结构演进指导专业结构变革，充分发挥市场在高校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深化落实“产教融合”，建立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深度耦合关系，搭建校企合作机制、共建实训基地、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促进教育、人才、产业、创新有机衔接。同时，在高校专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既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又要立足自身特色。聚焦区域特色、产业优势和学校传统优势，锻造专业长板，集中资源进行优势专业建设，以点带面形成突破；关注新型产业升级需求，补齐专业弱项，推动传统专业点重塑升级，依托“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打造特色专业集群的“新高地”。

协同联动、以评促管，建立动态调整长效好机制

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需要政府、市场、高校三方协同联动，建立协同机制，形成教育合力。这一原则综合体现了三方耦合关系的协调要求，强调建立系统性的调整机制。

一方面，政府、市场、高校要在各自领域发挥特色优势，政府合理配置权力结构，做好顶层设计，市场构筑良性产业结构，做好支持保障，高校落实主体责任，做好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实施闭环；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协同机制，加强三方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形成教育合力，为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做好全链条、整周期的保障。同时，要健全教育评价体系，建立专业系统评价机制，以评促管，构建以专业评价为牵引的动态调整长效机制[13]。实现市场人力资源需求预测与发布、专业建设质量监测与评价、低质专业点预警与退出有效链接，建立专业结构动态调整的长效“好机制”。

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实践探索

以郑州大学为研究案例，旨在验证本文提出的三方耦合关系逻辑和三项调整原则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通过分析郑州大学专业结构现状、识别存在问题，并基于前文逻辑和原则提出针对性的优化调整途径，形成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郑州大学专业结构现状

2024年郑州大学本科专业123个、招生专业103个，分布在41个学院，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交叉学科13个学科门类，93个专业类，其中文科类专业54个，理科类专业11个，工科类专业44个，农科类专业1个，医科类专业13个，理、工、农、医学类专业占例56.1%[14]。

从学院的专业分布数量来看，有4个学院设置的本科专业数超过5个；24个学院设有2至4个专业，占总学院数目的58.5%；同时还有9个学院设有1个专业。从专业的质量来看，郑州大学现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65个、河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32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6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4个，通过国家级认证（评估）专业20个。在河南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公布河南省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价结果的通知》中[15]，考古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4个专业评价等级为B+，在全省B+类专业占比33.3%，同2023年评价结果持平[16]；经济学、金融学等49个专业评价为B，相较2023年的38个B级评价专业有较大进步；哲学、金融数学等35个专业评价为C，未出现D级评价专业，相较2023年专业评价数据进步明显。

基于三方耦合关系的问题识别与分析

市场-高校耦合：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不强

由Shih等[17]提出的欧式距离协调度模型可以测度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该模型通过测度系统的实际状态与理想状态间的距离差异，即两个系统间的偏差值，偏差值越小，两系统间协调度越高。通过引入该模型分析郑州大学专业结构与河南省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性问题。欧式距离协调度模型中的距离测度表达式为：

其中表示两系统间的距离参数，，表示两系统的结构指标。为解决不同系统间的量纲问题，采用比值作为结构指标。则欧式距离协调度模型可以简化为：

其中协调度，该值越大表示两系统间越协调，k为协调系数，且。

根据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河南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为8.6：38.3：53.1[18]。以农学类专业服务于第一产业、理工类专业服务第二产业、其他学科类专业服务第三产业的分类原则[19]，可以得到郑州大学专业结构比例为0.8：44.7：54.5。将以上专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比带入到欧式距离协调度模型（取6），得到郑州大学专业结构与河南产业结构的协调度为0.82，其中农学类专业偏差值占总偏差50.0%，理工类专业偏差值占总偏差41.2%，其他类专业偏差值占总偏差8.8%。整体来看，郑州大学作为一所综合类高校，专业结构设置与河南产业结构间协调性一般，尤其在农学类、理工类专业表现较为明显，与对应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人才需求有较大差距。这一结果表现出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关系存在滞后性和不匹配的问题。

政府-高校耦合：专业建设质量监管机制有待完善

郑州大学作为河南省唯一一所“211工程”建设高校，专业建设质量在省内首屈一指，拥有化学工程与工艺、通信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等13个国家工程教育认证专业，建筑学、城乡规划、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3个通过国家级行业评估专业，临床医学、护理学、体育教育等4个教育部专业认证专业。但从全国高校来看，专业建设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具有强竞争力的高水平专业较少，在教育部开展的第五轮学科评估中缺乏A类学科，在以优势学科为基石的高质量专业建设中，其支撑力度尚显不足。这反映了政府在专业质量监管中的引导作用发挥不够充分，高校在专业建设中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同时由于培养模式不够创新、师资配置不均衡、存在部分“重申报，轻建设”等问题，导致优势专业特色不突出，特色专业优势不明显。例如2017年新增的知识产权、植物科学与技术、舞蹈学3个专业，在河南省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价中评价结果均为D，占据了评价中所有D类专业[16]；在2024年，知识产权专业停招，植物科学与技术、舞蹈学专业在河南省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价中评价结果均为C[15]。

政府-市场-高校耦合：专业结构调整的协同机制不健全

在专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由于管理带来的阻力依旧存在。一方面，学院作为高校向下管理的基本单位，其管理效率深刻影响着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效果，但由于历史原因，郑州大学存在一个专业类的相近专业在不同学院开设情况，例如工商管理类的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3个专业设在商学院，但同属工商管理类的市场营销专业设在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设在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出现一个专业类相似的5个专业分布在3个学院。这种专业类与学院间的交织关系造成了师资配置困难、专业优化调整决策效率下降、专业类建设责权不清等管理问题。另一方面，作为高校作为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实施主体，科学、规范、系统的优化调整流程决定着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效率，但目前郑州大学部分优化调整流程还未健全，部分流程节点还未打通。存在专业评价体系细则还未丰富、院校两级责任边界划分还有模糊、专业优化调整配套资源调整方案还未明确等问题。

这种专业类与学院间的交织关系与关键流程机制的缺失造成了师资配置困难、专业优化调整决策效率下降、专业类建设责权不清等管理问题，反映了三方协调机制的不完善。

郑州大学专业优化调整途径

针对上述问题，运用本文提出的三项调整原则，提出郑州大学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具体途径。

依托“四新”专业建设、锻造高等教育新质生产力

依据政府战略引领和超前布局的原则开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四新”建设，是实现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举措。深化“四新”建设，鼓励学科交叉，促进文理渗透、理工交叉、农工结合、医工融合，在深入推进“四新”建设过程中，发展高等教育新质生产力。深化新工科建设，面向服务支柱性行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一批具有领先优势、特色内涵的学科专业，并结合相关专业新技术、新成果，融入专业建设过程，深化专业内涵，鼓励工科与其他学科深度交叉，培育新工科领域。加强新医科建设，围绕医学、健康产业发展趋势，布局调整专业结构，关注合成生物学、医工学等区域急需特需、新兴未来专业建设，推动医学领域新技术向其他领域拓展应用，鼓励其他学科新成果向医学领域渗透融合。推进新农科建设，围绕农村转型和乡村振兴战略，主动适应农业人才需求变化，优化调整农林专业结构，聚焦农业前沿问题，结合农业领域最新技术成果，深化现有农科专业内涵，提升农业人才培养质量，鼓励农工结合，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加快新文科建设，围绕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繁荣发展目标，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推动文理渗透发展，增强文科发展新活力。在深入推进“四新”专业建设过程中，打造一批深度交叉融合、高度技术优势、鲜明学科特色的专业集群，推动高等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20]。

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深化产教融合

依据产业结构与专业结构耦合关系中的需求传导机制，树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观念。专业结构设置合理与否，专业结构调整效果如何，都要在市场中进行检验。一方面，要建立人才需求的预测机制，指导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方向。相关政府部门要调研公布重点行业和产业人才需求、优先发展和暂缓发展的学科专业名单；高校要充分发挥在专业结构优化调整中的主体作用，通过设立专家组、研究室等组织，主动分析研判市场人才供需变化趋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同时行业协会、龙头企业要结合自身行业发展趋势定期发布行业人才需求预测，三方协力打造市场人才需求趋势发展平台，指导专业结构调整方向。另一方面，要建立人才使用情况评价机制，通过毕业生就业反馈预警、人才使用情况评价、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等多种方式切实掌握人才专业培养效果。两方面相互结合，以建立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增强高校专业结构与市场产业结构间的协调性。

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实现人才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重大结构性矛盾基本解决的重要举措。通过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产业学院，打造校企联盟模式，改变人才培养方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使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间形成强耦合关系。

建立以专业评价为牵引的优化调整机制、打通管理痛点

依据三方协同联动的制度保障要求，建立专业评价为牵引的优化调整机制。专业评价是衡量专业建设质量和成效的重要手段，对于优化调整专业结构、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建立以专业评价为牵引的动态长效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机制，是遵循调整原则、落实调整措施的保障。以建立世界一流高校、打造一流师资队伍和平台、培养一流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对标世界、国内一流高校专业，选取课程、师资、教材、就业等多维度为评价内容，采用多元评价主体的形式对现有专业建设情况进行分类评价。同时强化评价结果的应用，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师资队伍建设、招生计划、专业预警和推出机制协同联动。结合专业评价机制建立过程，明确政府相关部门、高校、学院各层级职责职权，理清专业-专业类-学院建设之间逻辑关系，打通管理痛点，做到各级管理衔接顺畅，形成政府、市场、高校三方协同的长效机制。

（郑州大学管理学院，李冰，史聪喜，轩华）

基金项目：2025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基于面向需求导向的地方性高校本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策略研究）成果（2025YB0003）；2024年郑州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基于专业学科一体化与四新专业建设的高等院校本科专业重塑升级研究与实践探索”（2024ZZUJGXM006）；2024年郑州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基于新工科与新文科融合的工业工程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24ZZUJGXM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