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教师数字胜任力作为影响转型成效的关键因素，其评价与提升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信息技术与教学模式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高校教师仅关注数字技术的使用样态及操作能力难免会陷入“技术主义教学”，而忽略了技术为人服务的本质。指向深度教学的教师数字胜任力更强调从“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出发，运用数字化教学思维，借助基于技术的真实性学习模式的设计和实施，从而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深度学习，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师数字胜任力评价体系，探索有效的提升路径，对于推动地方高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AMO理论构建的地方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评价框架，为系统分析教师数字胜任力提供了理论支撑。AMO理论强调个体的有效行为在能力、动机和机会这三维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能力维度包括数字化教学思维和数字教学自我效能感两个二级变量，其中数字化教学思维是夯实教师高效结合数字技术开展深度教学的思维特质基础，决定教师选用数字技术的观点、态度和方式。动机维度包括知识建构者角色驱动和教师自我专业发展驱动，深度教学以促进学生自主发现及真正理解为出发点，教师角色从以往单向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知识建构的引领者。机会维度包括技术接受度和数字学习组织建设，数字学习组织建设作为外部环境支持为教师数字胜任力提升提供沃土，包括提供基础数字设备和资源、技术辅助、专业培训活动等。这一三维框架为全面评价地方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水平提供了系统化的分析工具。

然而，审视现状，地方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的评价与提升面临多重现实困境。在评价层面，普遍存在体系“碎片化”与标准“悬空化”的问题。现有评价多依附于传统教学考核，缺乏独立、系统的数字胜任力指标框架。评价内容往往偏重基础技术工具使用的“有无”与“频率”，而对数字技术融入学科教学的深度、教学模式的创新程度、对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支持效能以及数字化理安全等维度的考察严重不足。同时，评价方式单一，多以总结性、定性的主观评判为主，缺乏基于教学全过程数据的动态监测与精准分析，导致评价结果难以真实反映教师数字胜任力的实际水平与发展短板，无法为个性化培养提供有效指引。

在提升层面，则遭遇内生动力不足与外部支持乏力的双重制约。部分教师受传统教学理念束缚，对数字化转型存在认知偏差或“技术恐惧”，将数字技术视为辅助工具而非重塑教育生态的核心力量，主动学习和应用的内驱力薄弱。现有的培训体系常常与教学实践脱节，内容陈旧、模式僵化，多以理论灌输和基础软件操作为主，缺乏针对不同学科、不同能力层次教师的分层分类设计，更欠缺在真实教学场景中的实战演练与持续辅导。此外，学校层面的激励机制不健全，数字教学成果在职称评审、绩效分配中占比偏低，难以激发教师投入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数字化基础设施与资源平台建设的区域及校际差异，也客观制约了教师数字实践的空间与效果。

针对地方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提升，需要构建多元协同的机制体系。研究表明，高校教师指向深度教学的数字胜任力高水平特征呈现出典型的多因并存、多元路径，可通过 “诊断-规划-干预-内化”路径实现。地方高校应制订可持续发展的校级标准，促进教师数字素养“规范化”发展，根据教育特点、办学层次、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和专业特色等因素制定校级教师数字素养“核心标准+专业模块”的弹性框架。同时，实施“学、用、研、创”结合的“精准化”培育策略，充分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开展阶梯式数字素养培训，并组建教师数字素养发展共同体，以项目建设、课题研究等为载体推动教师创新“数字化+”的教育教学模式。此外，持续推动数字校园建设，优化数字环境，为教师的数字素养发展提供基础保障，通过制度、文化、宣传等手段营造浸润式的数字素养提升环境。

综上，教育数字化背景下地方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的评价与提升，是一项关涉理念更新、制度重构、技术赋能与文化重塑的系统工程。它要求地方高校超越技术应用的狭隘视角，从组织发展战略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构建以评促建、评建结合、赋能个体、优化生态的长效机制。唯有通过系统性的评价改革与精准化的赋能支持，才能有效激发教师作为数字化转型主体的内生动力，引导其从技术的被动使用者转变为教育创新的主动设计者，从而真正推动地方高等教育在数字化浪潮中实现质量变革与特色发展，为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数字人才奠定坚实根基。（赣东学院：黄钰琦）